Rethinking Adult ADHD / 反思成人ADHD

American Scientist 

Nov-Dec 2025

副標題:對於ADHD的診斷標準變得更加寬鬆了,但這不意味著現在的狀況是診斷過剩

現在社會偶爾會聽到一種論述,精神或心理疾病好像變得愈來愈膨發。有些歸咎於現代社會太壓抑,有些譴責現代人太脆弱,這篇文主要就是在問:ADHD真的變多了嗎?那又是為什麼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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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美國疾管署的調查,回報有ADHD相關症狀(包含記憶力缺失、注意力不集中等)的人數自2020年不斷上升,而2023年共有7.8%的美國人診斷為ADHD。ADHD關鍵字在Google搜尋的紀錄大幅上升、#ADHD在TikTok有超過20億次的觀看。

第一個關於ADHD診斷數可能上升的原因,是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(DSM-5)的診斷標準有所放寬。DSM聚焦在孩童,或說童年時期,受測者大多需要回想其童年經驗,或與家族互動連結。而第五版將原先12歲開始診斷下調為7歲。而關於ADHD最傳統的診斷是觀察受測者有多少症狀影響到了其正常生活,為此而生了一個長長的核對清單,第五版則將需要符合的症狀數調降了(6->5)。但是,雖然ADHD診斷一翻兩瞪眼,ADHD的症狀更像一種光譜。普遍來說,一個人符合清單上2~3項的描述並不稀奇,但這就讓這之間產生了一個很大的灰色空間。

文章給了兩個個案,Jake和Rebecca。
Jake,26歲,依然與家人同居。從小他就在學習上有很大的障礙,需要花很多額外的時間與輔導措施才能越過及格線。儘管有教師夢,但現實是在一個動物園當售票員,且上班需要仰賴父母接送(他已經撞壞了兩台車,且財力不允許他繼續買車)。當Jake到診所後很快就被診定為ADHD,符合了許多其症狀帶來的後果如不穩定的工作、駕駛困難、無法操持家務等。

但Rebecca的例子就比較複雜了。他之所以到診間,是在疫情期間看到許多關於ADHD的廣告,想看看ADHD能否解釋她遇到的一些困難。有穩定的男友並同居,但男友描述她"有些健忘,也不太擅長家事";有幾個好友,也有自己的嗜好。換過幾次工作,但有不錯的專業技能。醫師對於要不要將Rebecca診斷為ADHD陷入猶豫,符合幾項清單,但也差一些達到標準,這就產生了灰色空間。

關於這樣的狀況,近年興盛的神經多樣性運動(Neurodiversity Movement)主張就算Rebecca沒有完全符合DSM的標準,就應該跳脫童年經驗與家族描述的框架,如果ADHD的描述符合她對自己的觀察與認知,並會讓她感覺更好,那就應該給她那張證明。當然,醫生對這樣的觀點是膠著的。DSM本身的標準已經有誤診的可能(包含描述的不準確性與其他症狀的混淆),加上非ADHD社群對此標籤的不理解與可能的惡意,繼續擴大認定標準對Rebecca是不是一件好事還不一定。

ADHD的成因包含基因與環境因素,而雖然ADHD無論是在童年或成人診斷出都有可能延續到後續的人生階段,但也不是有ADHD傾向的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檢測出,也可能家族病史裡沒有的人卻符合了ADHD的標準。從兩個例子來看,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環境因素讓那些原本在灰色地帶的人帶到了標準(例如疫情),也可能反之讓標準邊緣的人看起來"和普通人一樣"(像是親友支持)。

關於這個環境因素,文章提到一點蠻有趣的是關於ADHD廣告。網路不只讓大眾對ADHD的認知度提高、ADHD社群得以交換意見等方式讓原本沒有去診間的人浮出,一種可能是ADHD作為一個可獲利的標籤,無數"ADHD小測驗"和伴隨其的心理療育書籍與課程等等,讓推廣ADHD認知(甚至是修改DSM標準)變成有利可圖的事業。

從女性主義出發的討論也有意思。DSM在過去是沒有參考男性製成各項標準的,女性的排除以至於女性在標準下無法得到準確的檢測。

最後,文章提及ADHD可能作為一個標籤,讓大眾更容易接觸到心理或精神健康議題。到也不是ADHD真的增加了或是被塑造,可能是過去有類似困擾的人,用這個窗口去解釋自己的議題,畢竟無論是Jake或Rebecca,「我們都應該給出他們需要的資源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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